我们熟悉的聚餐“会食制”历史其实只有一千多年。反倒是各类文献和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分餐制并不是源于西方的传统，它在古代中国曾实行了至少三四千年。
西式分餐制直至文艺复兴末期才开始于欧洲大行其道，它的流行一方面是出于饮食卫生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强调个体的独立性。
而中式分餐制是周礼产物，周礼对王、侯、士大夫的行走坐卧、衣着饮食都有明确规定，要求严格加以区分。
《礼记·礼器》中既有载：“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为了强调地位尊卑，“分餐制”便存在了。
据考证，至迟到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600-4000年），古人就以小食案进餐。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专家们发现过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
《后汉书·梁鸿传》载，东汉隐士梁鸿和妻子孟光隐居在吴郡（今苏州）。梁鸿很有才华，但不愿意出来做官，靠帮工为生。每次梁鸿做工完毕回家，孟光早早地把饭菜准备好，放在食案上，双手捧着，举得和眉毛一样高，恭敬地送到丈夫面前，请他食用。
南陈时，国子监祭酒徐孝克在参加陈宣帝举办的宴饮时，常常偷偷将食案上分派给自己的食物带回家供奉给老母，被奉为孝亲典范（《陈书·徐孝克传》）。
成语“举案齐眉”诠释了夫妻情深，徐孝克偷带食物则是出于孝心。但这两则典故都为分餐制的重要道具——食案提供了生动的注解。
而如今我们聚餐时逐渐习惯的“会食制”为何会取代 “分餐制”？这与唐代出现高椅大桌有关。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西北的游牧民族大量迁入到中原，带来了他们特有的高桌子高凳子，称为“胡床”、“胡坐”。
桌腿、椅腿都变高了、变大了，使围坐就餐有了物质基础，由席地设为设案、设己，进食者也开于桌上，宴饮时，每人一桌一凳为一席，尊者居上，称首席。
仅仅是高桌子高凳子的引进，大家就围坐在一起就完成了分餐到合餐的转变显然是不现实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就可以看出，韩熙载与其他几个贵族弟子，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子上静听琵琶，虽然共用一个桌子，但餐食都是界限分明的。
到唐中晚期，高足桌椅已经非常普及。可以说家具的创新与变革引起了生活方式的变化。中国人逐渐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新的坐姿使“会食制”成为可能。
▲唐代韦氏家族墓壁画中的《野宴图》，人们已经不再采用食案吃饭。
合餐制出现于北宋最关键的原因是饮食文化的商业化。随着食材、烹饪样式的多元化，极大地丰富了宋代餐桌的菜色，教坊酒楼、勾栏瓦舍等公共饮食空间的出现，孵化了真正的“会食”，这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次重要改革。
不管是何种饮食情景，只要客人登门，好客的中国人必然以丰盛的菜肴款待，自宋以来形成的“办桌文化”“酒席文化”使得饮食成为一种社交手段，再没有什么比一起合桌吃饭聊天更利于促进感情和活跃氛围的场合了。
如果采用分餐制，根据每个人需求的不同搭配好一盘菜，那摄取的营养质量就全在掌握，还能一定程度改善挑食的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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