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S，艾滋，曾经被称作 “爱情病”。艺术家们以爱为名，用各种题材为它写下细密深刻的注脚，也一度令艾滋成为 “热病”。人性的贪婪和对生的渴望，交错造就一桩桩因病而狂的悲喜剧，在贫瘠的土地上轮番上演。这个被误解和谣言装点的疾病，也就成为一个无法诉之于口的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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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已经与艾滋病抗争了：36 年

艾滋，曾在血污中开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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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二十多年来社会各界的不懈宣传，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红丝带” 在表达的 “关心” 含义：对HIV和艾滋病的关心，关心那些活着的感染者，关心那些已经死去的病人，关心那些受艾滋病影响的人。

▲ 1989年美国街头的艾滋公益宣传画，图上写着 “接吻不会杀人：贪婪和冷漠才会”

今天，红丝带是希望和支持的象征，但它其实诞生于恐慌和绝望之中。

1981年，世界上第一个艾滋病病例在美国被发现。最初，它只表现为一种异常凶险的肺炎，很快发展到恶性肿瘤，并且波及患者的整个免疫系统。这种癌症被称为卡波西氏肉瘤。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发布的数据，罹患此种癌症的病人大多为男同性恋群体。这个消息一经报道，卡波西氏肉瘤便得到了一个新的昵称：男同性恋癌症。

歧视伴随误解，一段黑暗的岁月开始了。

▲ 艾滋病人权利活动家Bobbi Campbell是第一个公开身份的患者，此后一直活动于艾滋病运动的最前线

▲ 1983年纽约的一次游行，条幅上写着：“AIDS：我们需要研究，不是歇斯底里！”

尽管到1980年代后期，艾滋病已经被确认官方名称：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引起艾滋病的病毒也被命名为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随着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病例出现，人们逐渐开始接受一个事实：所有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男人、女人、婴儿……

可是，男同性恋危机却愈演愈烈。

▲ 1983年，Bobbi Campbell 和伴侣登上《新闻周刊》的封面，标题为 “美国同性恋：性、政治和艾滋病的影响 ”。这是美国主流杂志首次刊登两名男同性恋者的照片

后现代主义的狂欢中，男同性恋曾被认为是最有创造性的一群人，他们带着艺术梦想从全世界聚拢到一起，燃烧自己的爱欲和才华，留下灿烂的作品。

▲ 摄影师Tom Bianchi曾在禁忌的年代拍摄了许多年轻男孩们享乐、玩耍的画面

但这一切都在艾滋病爆发后瓦解了。“同性恋瘟疫”、“同性恋威胁” 等字眼铺天盖地而来，驱逐和厌恶尚且不足以构成威胁，治疗和药物的延误才真正致命。

▲ 同性恋活动组织抗议艾滋病药物AZT的价格居高不下，获得奥斯卡的影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也正取材于此

1990年，全球艾滋病感染者接近100万，光在美国当年就有18447个人死于艾滋病，其中不乏年轻的艺术家。

在随时可能死去的恐惧中，艺术家们走上街头，在没有手机和社交网站的年代，通过游行、活动、展览、广告等方式，集合成一个个团体，不遗余力地振臂高呼，发起号召，其中就包括了有名的 “红丝带项目”。

▲ Red Ribbon Project （红丝带项目）是通过号召名人佩戴红丝带的方式，表达对艾滋病活动的支持

还有一项叫作 Day Without Art 的项目，通过号召艺术机构停止一天展览的方式，让人们更多关注艺术界中现实的艾滋病问题，至今美国仍有8000多个机构秉持这一传统。

这场完全由艺术家主导的政治活动，孕育出无数饱含血泪的艺术创作，被誉为 “抗艾运动” 的遗产。

▲ 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的作品《完美爱人》，他画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时钟，随画给同性爱人罗斯附上了一封情书：“ 别怕那些时钟……我们是时间的产物，因此我们要承认它截止的地方。我爱你。”

▲ 冈萨雷斯的另一作品《洛杉矶的罗斯的肖像》，他和爱人罗斯都患有艾滋病，这堆无形无状的糖果重约175磅，正是罗斯死前的体重，冈萨雷斯让参观者随意取用，再不断补充，象征着生死的循环

关于艾滋病，请先回答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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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艾滋病抗争已有三十余年历史，国际艾滋病日也走到了第二十九个年头。然而不管医学如何发展，人们对于艾滋病，或多或少有一些难言的 “另眼相待”。

▲ “ 不能永远在地下，总要出来见见光。” 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负责人孟林，在 “ 药·艾” 零歧视艺术展中说道

有三个需要你来回答的问题：

① 你愿意让你的孩子和感染儿童一起上课吗？

② 你能接受和感染者一起工作吗？

③ 你害怕得艾滋病吗？

在阅读前述文章时，我知道你没有伤害的念头、没有试图打压和否定，但面对这三个问题时，你迟疑了。说明对艾滋病你其实并不了解，而隐隐地，你正在歧视。

你愿意让你的孩子和感染儿童一起上课吗？

▲ 1985年，美国家长上街游行，牌子上写着：“我要我的孩子得到教育，而不是艾滋病！”

艾滋病最初在美国爆发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甚至有不满18岁的感染者遭到枪击，或者家被焚毁。

在美国各界近十年的不断推动下，社会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才终于开始渐渐消弭。而在大洋彼端，中国的反艾滋病歧视道路，才刚刚开始而已。

▲ 1987年，一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兄妹被遗弃

▲ 成立于2004年内的美国艾滋病儿童基金会

2014年，在中国四川的西充，一个名叫坤坤的男孩的故事，触动了很多人。

自幼被父母抛弃，坤坤和爷爷一起靠政府补助金过活，被诊断为艾滋病后，村民避之不及，甚至用一纸印着203个手印的联名信，试图让坤坤离开这个村子。

▲ 203个手印中中，也包括他爷爷的手印

报道刊登后，UNAID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第一次针对艾滋病个例发表声明，声明中说道：“ 羞辱和歧视是应对艾滋病战役中最大的敌人。”

经过各方协调，坤坤被送入山西临汾的红丝带学校，这是中国唯一一个艾滋病患儿学校。但这里的孩子所面临的问题，却不止艾滋病而已。

▲ 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出演的防艾滋病歧视短片《永远在一起》，取材于临汾红丝带学校

孩子中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教育，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只有少数几位双亲尚在。他们大多和年迈的祖父辈住在农村，由于疏于管教和患病的关系，从小被欺负、孤立。

满身皮肤病、蓬头垢面，没有基本的常识和认知，是这些孩子的普遍特征。坤坤甚至在入学一段时间之后，才被发现双眼都已经有了7、800度的近视。

▲ 红丝带学校的一个女孩，她对妈妈的所有记忆只有手机里的一张照片

所以，在是艾滋病患者之前，他们首先是留守儿童，是孤儿，是生理心理都没有得到足够照拂的 “问题儿童”。

根据2012年的数据，我国14岁以下的艾滋病患者约有8000人，而红丝带学校里，只有30多名学生。有一部分患儿 “潜伏” 在普通学校中，更多的，则是在灰色地带被藏起来了。

▲ 红丝带学校在今年迎来了第一场高考，共16名考生参加，15名考生被大学录取

你能接受和感染者一起工作吗？

▲ 2011年，UNAIDS 在中国发起 “ 艾滋病职场反歧视活动 ”，号召感染者在工作场所拍照自证，但收效甚微

就在今年6月，中国首例艾滋病就业歧视案胜诉。

当事人在查出感染后，被单位强制在家休息，在漫长的两年维权中，他经历了劳动仲裁的失败、输掉了一审判决，最终在二审获胜。

他的病友在知道判决结果之后大哭了一场，因为经历了类似的遭遇，却没有同等的勇气。

▲ 同性恋摄影师彼得胡加尔的作品《束缚之躯》，1987年他死于艾滋病

在职场遭受歧视的艾滋病感染者不计其数，患病的自卑、对公开隐私的恐惧，让他们每每在遭受不公正对待时，选择退却。

而职场反艾滋歧视问题上，中国要落后世界十年以上。

2001年， 联合国与国际劳工组织一起制定了《关于艾滋病与劳动世界的实践准则》，为感染者的职场关怀和支持给予指导。

2005年，中国出现第一例艾滋病就业歧视诉讼，可直到2017年，该类型案件才首次胜诉。

▲ 来自网易数读

2014年国内统计数据显示，超过半数感染者曾被领导、同事及客户歧视。

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现在的艾滋病人只要在早期接受治疗，保持服药，就有很大几率活到健康人的预期寿命。

这也就意味着，接受治疗、病程可控的青壮年感染者，仍是社会主要劳动力，一样面对着我们大多数人面对的问题：求学、工作、婚姻、生育。

TA可能是你在地铁站擦肩而过的疲惫上班族，也可能是与你在同一栋大楼里工作的人。

但 “艾滋病人” 的身份，宛如一把悬在TA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图穷匕见之时，就是TA被全世界抛弃之日。

你害怕得艾滋病吗？

▲ 电影《最爱》改编自国内第一部艾滋病题材小说《丁庄梦》，里面有句台词：“得意一天是一天，总归都是人，总归都是命。”

我们都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性行为、母婴、血液等三种。在当今世界，性行为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这就意味着，只要具备一定知识，普通人是可以避免传染到艾滋病的。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艾滋病” 是写在血液里，不可言说的痛。

1990年代贫困的河南乡村，私人开设的采血站点成了当地农民 “致富” 的手段，据调查超过1/3的人口常年卖血。消毒不严格、反复使用器械、不恰当的采血方式，让这个村落染上血灾，近半数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一同到来的还有疟疾、丙肝等多种血液传播的疾病……

类似的事件不单单在中国发生。

▲ Ryan White是一个血友病患者，在治疗中感染了艾滋病， 去世时年仅18岁，美国有一个艾滋病紧急援助法案以他为名：Ryan White CARE Act

1980年代初，第八凝血因子对血友病的治疗作用被发现，欧洲、美国对第八凝血因子的需求大大增长，催生出了畸形的卖血市场，瘾君子、监狱里的罪犯都可以 “献血” 换得报酬，这其中就不乏艾滋病患者或携带者。

成千上万的血友病患者因此罹患艾滋而丧命。

直到今天，很多混乱无序的土地上，艾滋病的悲剧仍因无知和野蛮而不断上演。

非洲是艾滋病的重灾区，根据今年UNAIDS 发布的报告，非洲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数量占全球总感染者数量的一半以上，而其中，90%以上的新发病例是15至19岁的女性。

在这些地区，一个女性，一生中有至少三次 “不洁” 的可能：出生时，初潮时，父亲或兄弟死去时。“不洁”，意味着贬值，和随之而来的任人摆弄的一生。

2015年新增的15万儿童感染者，仅西非的尼日利亚一个国家就占1/4，其中绝大部分是由于母婴传播。UNAIDS 将非洲年轻女性生活的生存环境描述为一种 “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贫穷、缺乏教育、大多遭受过性暴力和虐待，这些女性生育之后，恐怖的命运继续在儿女的身上轮回。

也许，我们都忽略了一点，在讨论艾滋病的可怕前，首先要正视人性的恶。

在看过这些事实之后，不妨再用这三个问题问问自己：

① 你愿意让你的孩子和感染儿童一起上课吗？

② 你能接受和感染者一起工作吗？

③ 你害怕得艾滋病吗？

歧视的本质，是区别对待。如果你作判断的标准，是 “艾滋病” 这三个字，而不是这个头衔之下，他们作为人的身份，那这就是一种歧视。

▲ 有时他们需要的，可能并不是你伸出温暖的手，而是平等无异的对待和相处

关于艾滋病，也许我们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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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秘密，只不过我这个秘密要带到棺材里去了。”

这是去年杜蕾斯在国内发起的一项匿名访谈中，一个艾滋病人说的话。他把每天都要吃的三颗药片说成是维生素，把药盒锁在柜子里，转身活在阳光下。

▲ 美国摄影师梅普尔索普在1989年因艾滋病去世，好友为他的最后一本摄影集写了一首诗：“满墙的花朵掩饰了这个青年所有的泪水/他一无所有，却紧握着荣光”

这三颗药就是如今主流对抗艾滋病毒的抗逆转录药物，因为是三种药物的联合用药，又被称为 “鸡尾酒疗法”。随着药物剂型的发展，现在也可以吃一种进口的复合药，每天吃一片即可。

中国从2003年起实行 “四免一关怀” 政策，经济困难的艾滋病人可以接受免费的治疗和药物，感染孕妇也可以接受免费的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

经过规范的母婴阻断，感染艾滋病毒的母亲生下健康宝宝的几率超过95%。根据2015年的数据，中国两岁以下新增感染 HIV 的宝宝只有 200例左右。

然而，去年的一项网络调查中，对感染了艾滋的母亲能不能生出正常孩子的问题，仍有 34% 的网友认为不能。

我们都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

所以以下这些行为，都不会感染艾滋病：

① 握手、拥抱、抚摸、礼节性接吻（交换大量唾液且口腔粘膜破损的情况下，血液渗出，仍有感染可能）；

② 一起吃饭、喝饮料以及共用碗筷、杯子；

③ 一起使用公共设施，如厕所、游泳池、公共浴池、电话机、公共汽车；

④ 一起咳嗽、打喷嚏、流泪、出汗、撒尿；

⑤ 蚊子、苍蝇、蟑螂等昆虫叮咬。

▲ 1980年代末，艺术家团体 Gran Fury 的艾滋病公益广告

事实上，要破除对艾滋病的歧视，还得了解一些最敏感的事实。

无任何防护措施的一次性行为后，

感染女性传染给健康男性的几率是1/500-1/1000；

感染男性传染给健康女性的几率是1/250；

感染男性传染给健康男性的几率最高，有1/10-1/1600；

女性与女性之间性传播率趋近于0。

但是，只要在24小时，最晚72小时内服用药物，传染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降低传播风险的有效率高达96%。也就是说，服药的感染者传染其性伴侣的风险，是未服药人群的1/20。

即使HIV的检测结果是阳性，也未必会发展成艾滋病。

感染艾滋病病毒后，要经历窗口期、急性期、潜伏期，最终才发展为艾滋病期，疾病的最后阶段，是病毒不断侵害整个免疫系统的结果。

在艾滋病爆发的初期，死亡率的确很高，它曾经让南非的人均寿命在十年内从62岁降到49岁。但在有效的治疗手段下，艾滋病早已成为一种可控的慢性疾病。

▲ 点击查看大图，艾滋抗病毒药物对于患者寿命的作用研究结果2013年发表于 PLOS ONE 杂志

2009年美国男性的预期寿命是79岁，20岁开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是可以活到71岁。

就像影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里说的一样：活着，就是紧紧攥住意志力的缰绳，制服一头暴怒的公牛，尽量不从牛背上颠下，能待多久，就待多久。

不管是对于艾滋病人，还是普通人，都是如此。

但我们时常忘了，任何一种重大疾病，都不只是个人、单个群体、一个国家的事，它是全人类沉重的阴影，谁都没有豁免。

而我们所能做的，是在了解后，宽容、尊重和平等对待那些已经罹患苦难的同类，拍拍自己身旁的座位，对他们说：你好，坐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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